Bronze tripod with coiled snake pattern and curved ears

盘蛇纹曲耳铜鼎

曲耳盘蛇纹铜鼎,又称周奎纹鼎、周老鼎、老鼎、虎池奎纹鼎,春秋时期,青铜器,高61.9厘米,口径65.9厘米,腹围206厘米,耳距86.5厘米,耳高16.5厘米,耳宽12.8厘米,足高20厘米,腹深38.5厘米。圆形,敞口,微缩颈,深腹,圆底,附耳,蹄足。该类鼎的器形以缩颈、曲耳为特征。因器身有牛头钮,形制较大,关宝乾先生将其命名为老鼎。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墓出土。(该文物现陈列于河南博物院主展厅一层东周展厅)

1923年秋,河南省新郑县南门外李家楼李瑞在自家菜园挖井时发现了一座大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此件器物便是其中之一。这些文物出土后,被当地卫戍司令金云锷没收运往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交给河南省古物保管所保管,1930年转交河南省博物馆收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出于安全考虑,河南省博物馆馆藏的曲耳盘蛇纹铜鼎等文物,先被运往武汉法租界,后又运往重庆原国立中央大学保存。 1950年,这批文物从重庆回流河南,仍由河南博物馆收藏。

李家楼墓出土文物众多,规格高,造型精美,曲耳盘蛇纹铜鼎是这些文物中的精品之一。首先纹饰华丽,颈部上部饰细密的盘蛇纹带一周,中部饰弧形纹带一周,下部饰三角纹带一周。上腹部饰两道绳纹,中间等距饰三组纹饰,两侧为细密的盘蛇纹带,中间为粗夔龙纹带。下腹部饰窄夔龙纹带一周,下方等距饰叶状纹带一周。与两耳相对的腹部中部前后各饰一牛头,三蹄足上端饰兽头纹。该器几乎满饰花纹,但繁而不乱,错落有致,既有细密的盘蛇纹,又有粗犷的夔龙纹;既有腹部、颈部的平雕,又有蹄足上的浮雕。

图一 身饰与牛头

其次,铸造工艺精湛,采用分铸法和焊接法,展现了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分铸法是指将青铜器的主体​​和附件分开铸造或将一件青铜器分两次以上铸造的铸造工艺;焊接法是将分开铸造的青铜器部分用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盘蛇纹曲耳铜鼎的铸造,是将鼎身和耳、足、牛饰分开铸造,再将这些部件焊接成器。

图2:腹部与足部的关节

总之,该器形制承袭两周旧制,器形巨大雄伟,纹饰精巧细致,层次清晰,展现了春秋时期精湛的铸造工艺,因此对于研究我国青铜文化、春秋时期冶炼业、郑国历史文化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对于这件盘蛇纹曲耳铜鼎而言,还有另一项重要价值,那就是这件器物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一组鼎中的一件。这组鼎的出现,对于研究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的礼制尤为重要。

郑公墓出土的鼎有曲耳颈鼎(曲耳盘蛇纹铜鼎即为其中之一)、带沿鼎、带盖鼎三种,曲耳颈鼎数量最多。由于郑公墓最初是私人发掘,后因战乱流离失所,不排除流失的可能。因此,当时四部有关郑公墓出土器物的专著对鼎数量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新郑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7件(其中一件已破损),《新郑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6件,《郑中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9件,《新郑夷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6件。

同墓随葬多鼎的习俗在商代已有出现,但以排鼎的形式出现应该在西周时期。此时,无论墓葬中有多少种鼎,至少有一种排鼎能表明其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其数量必定是1、3、5、7、9。此外,其他类型鼎的数量也不是恒定的。夏志峰先生认为:根据前人的记载和对现存器物的分析,郑公墓中的三种鼎虽然表面上看似是排成一列的,但只有束颈曲耳的鼎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该类型鼎的数量在《郑墓古器图录》中记载为9件,应与事实相符。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郑公墓中出土的9件束颈曲耳鼎,从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来看,显然可以显示出墓主人的显赫地位,同时,也是研究春秋时期诸侯鼎制和礼制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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