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益号角

扶夷角，青铜酒器，西周文物，高29厘米，口长20.3厘米，口宽9.8厘米，1986年河南信阳县石河岗出土。

1986年8月，河南省信阳市石河岗乡农民在石河滩筑坝时，在河水黑泥中发现一批铜器。州、县文物、公安部门闻讯赶赴调查，共收集到14件铜器。《河南省信阳县石河岗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一文中，根据铜器上的铭文和器身的锈色，将14件铜器分为“扶夷”和“扶鼎”两组，认为该批铜器可能是墓葬被洪水冲走后沉积在河水中的。扶夷角是“扶夷”组10件铜器中的一件。该组铜器均为亮黑色，其中8件有铭文。福鼎铜器群共四件，其中三件带铭文。

符箓出土两件，器形、纹饰、大小与铭文相似，其中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该器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为屋脊形，小口，盖脊中部有一半环钮。器身广口中部内凹弧形，两侧有两上扬翼，窄颈，直腹壁，圆底。下部有三只三角锥足，其中一足的上部有半环兽头柄（柄下一足出土时已丢失，现存一足为后来添加）。

器身纹饰可分为盖、颈、腹、足四部分。盖有四条门脊，将纹饰分成两组四部分，各部分的纹饰几乎相同——一半兽面纹，一半三角纹。与盖钮垂直的两条门脊两侧，是一整套兽面纹和三角纹。兽面纹以粗线勾勒，勾勒出兽面的眼、眉、角、鼻、口的轮廓。骨脊上用细阴线雕刻，粗线外为云雷地纹（图1）；颈部有两条门脊，均勾于口部两翼，每条门脊两侧的纹饰组成一个大三角纹。柄两侧饰有两个小三角纹，柄对应一侧为凸起的兽头，两侧也饰有两个小三角纹；腹部的三条门脊和把手将纹饰分成两组四部分。把手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一组完整的兽面纹（图二），与把手相对的门脊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另一组兽面纹。两组纹饰的兽面纹相同，但在与把手相对的门脊兽面纹两侧各增加了一条龙纹（图三）；三棱锥足外侧饰有三角纹；器身饰有云雷地纹。盖上有一对十二字：“晨肇储用抓父乙宝尊沂即册”。（图四）

图一 扶夷角瓮盖

图二 扶夷角壶柄的一侧

图三 扶夷角器兽首一面

图4 扶夷角瓮盖内铭文

福义角器以“三层花”装饰手法装饰器身，不仅华丽精巧，而且布局巧妙。首先，盖面为脊状，为避免纹饰过于集中在盖面中部而造成装饰的不平衡，在两组兽面纹外侧的两翼上加设一组三角纹；其次，柄部上端为凸起的兽头，为增加器物的对称性，不使器身因偏向一侧而产生失重感，在柄部兽头对面的颈部也装饰一凸起的兽头；第三，腹部虽然也有两组类似的兽面纹，但由于柄部与门沿的宽度不同，两个翼角所划分的两部分腹部纹饰布局空间发生了变化。为了使纹饰布局对称合理，在腹部把手对面的门沿兽面两侧分别添加了竖纹龙纹，这些细微细节的设计布局，显示了制作者的巧妙构思和高超的掌控能力。

扶夷角器盖身饰有门沿，门沿上分模痕迹清晰，对研究角爵器分模方法及分模逻辑有重要价值。扶夷角器外模可分为盖、口腹、底、三足三部分。一、盖为独立模铸，外模以门沿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门沿中线上；二、口腹部分以三门沿及一把手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三门沿与把手的中线上；三、底与三足部分以三足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三足的垂直中线上。

符义角盖及器身上均有“晨肇储用抓父乙宝尊沂即册”十二字铭文，对研究商末周初历史有重要价值。铭文内容至少可以表明“肇主”的封地或所在地是“陈”，“肇主”是此批器物的制造者，“肇主”的父亲或祖先是“符义”，“肇主”是“姬”氏族人，“肇主”是当时的史官——“策”等。《河南信阳县石河岗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一文将出土的14件青铜器与同期各地青铜器进行了对比，认为：这组青铜器的主人与周王室关系密切[3]，如果“扶夷”号青铜器与“福鼎”号青铜器的主人同为“赵主”或属于同一部族，那么“福鼎”号青铜器中的“鄀”即为扶夷号青铜器主人所在的封地。

扶义角器通体乌黑发亮，造型古朴，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观赏效果极佳。作为酒器中的一员，青铜角器传世出土的数量非常少。此器的出土，不仅增加了角器的数量，而且其精美的纹饰和独特的造型，更加凸显了角器在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性。扶义角器内部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正因如此，扶义角器被收录于《中国青铜器全集》、《新藏殷周金文器像汇编》、《近代殷周金文集卷二》、《商州金文大全》等多部著作中，足以说明扶义角器是一件难得的艺术杰作，是一件难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