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金豹纹器皿底座

2024年12月4日

嵌金豹纹座为战国青铜器，座高11.2厘米，宽24厘米，座口长6.5厘米，宽4厘米，1958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单县观音堂村。

从器物的造型看，嵌金豹形底座形似一头侧卧的豹子。豹子侧卧，头枕在后腿上。鼻翼微微上扬，露出两个鼻孔；大眼微凸，微微上视；浓眉上扬；近圆形的耳朵中间内凹。颈部戴扁平的带状项圈。前左腿撑地，足弯曲，四爪分明，其中一爪突出，延伸至耳边，仿佛在搔耳朵（图1）；前右腿弯曲，四爪握住一根竖直的长方形管子；后左腿大腿微凸，爪子不可见，藏于管子下方及臀部之下。长长的豹尾弯曲，盘绕于腹部及背部。豹身中空，豹身左侧盘卧，构成底座底部，底部空腔内有宽约3厘米的内凹折边。豹手持的长方形管，分两次铸造而成。管上口为第二次铸造而成，模缝痕迹明显，且比第一次铸造的管小；管下侧置于“井”字形框内，第二次铸造的痕迹十分清晰。“井”字形框与底部内凹折边相接。（图二）

图1 镶金豹纹底座部分

图二镶金豹纹底座底部的“井”字形边框

从纹饰看，豹身上饰有橘瓣状豹斑。纹饰布局有序，头部橘瓣状纹向前开；四肢橘瓣状纹向足部开；颈部、腹部、尾部的橘瓣状纹以豹背线为中心，开孔朝向两侧。每个橘瓣状纹都有金线镶边，使橘瓣状纹显得格外突出。近距离观察，橘瓣状纹有微凸之感，但从豹身上部分部位残存的金箔来看，橘瓣状纹之间的缝隙中原本应该镶嵌有金箔，但大部分已脱落丢失，故橘瓣状纹有微凸之感。

底座造型优美，布局合理，形象逼真，写实感强。造型与本品豹子相差无几。豹子身体的黄色用金箔的黄色来表现，用金丝镶嵌的橙瓣纹来表现豹子的斑点。虽然金箔大部分已脱落，失去了原有的颜色，但不难想象最初制作时的精美。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较多，大多以装饰纹饰出现，或以动物的形态出现在器物的某个部位，承担一定的功能，如耳、足或柄等。这些动物要么是扁平的，缺乏立体感，要么有的肢体过于夸张，写实感较差。虽然也有一些独立的动物造型器，但大多只表现动物的形态。像这样既表现动物形态，又能显示出动物肤色或毛发花纹的写实器物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此器上值得注意的是豹颈上的项圈（图3）。我们知道，人类为了加强对驯服或驯养动物的控制，常常在动物身体的某些部位戴上一些装置，如给牛鼻戴环，给马嘴戴嚼子，给狗脖子戴项圈等。1923年在山西浑源发现的奚尊[1]，其牛鼻上就有环（图4），是“研究中国家畜驯化史的重要实物资料”[2]。镶金的豹形底座，其颈部有项圈，可能与祭祀瓮中牛鼻上的环有类似的作用。我们不能以此证明如今已是野生动物的豹子曾被我们的祖先驯养过，但至少可以证明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曾驯服过豹子这种凶猛的野兽。而且从此器中豹子的姿势和眼睛形状可以看出，豹子是相当温顺的。因此，此器对于研究我国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图3 豹子脖子上的项圈

图4 山西浑源出土瓮中牛鼻环的形制

此外，豹形嵌金底座的竖长方形柄筒，铸造了两次（如图2器底部的“井”形结构所示），第二次铸造使得柄筒比第一次铸造的部分更高，腔体空间更小。（图5）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铸造或许是一种必要的做法，以达到使柄筒内已成型的部分更加稳固的目的。但这恰恰表明了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多次铸造一件器皿的技术上是多么的熟练。多次铸造一件器皿的技术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使用过，多用于解决不易分离的器耳、足与主体的连接问题，后来成为青铜器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技术手段。镶金豹形底座重新铸造，改变钳口尺寸，只是为了使内含的零件更加合适，充分说明我们的战国祖先掌握这项技术比之前的春秋时期更为熟练。因此，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冶金铸造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