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青铜器的博客
空心龙纹祖
镂空龙纹鎏，青铜礼器，春秋文物，长35.5厘米、宽21厘米、高24厘米，重3.85公斤，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1977年秋，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南约50公里处的丹江水库水位下降，在水库西岸龙山东侧露出一座墓葬。次年3月，淅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对墓地进行深入调查，共发现24座春秋墓和8座汉墓。4月，淅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淅川下寺墓地进行发掘清理，这件镂空十字龙纹鎏金器便是从2号墓中出土的。 此件镂空龙纹足器表面微凹，呈双“ ”字形，两端宽，中部略窄；四足扁平，上宽下窄，横截面呈凹槽状。 图1 镂空龙纹足金刚侧面图 先秦时期龙纹的演变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的过程，早期龙纹较为具象，西周晚期龙纹逐渐抽象化。龙的角、眼、上下颌、四肢、龙鳞等纹饰演变为S形、C形、长蝌蚪形、矩形等几何纹饰，成为风格化的纹饰。镂空龙纹足饰以穿孔和细阴刻纹两种表现方式。镂空龙纹足饰足面上共有42个穿孔，位于足饰面的中央。中间的八个矩形穿孔将方尺形、L形、圆角折尺形穿孔分成两组，八个方尺形和L形穿孔分别构成龙的鼻部和上下颌、前后肢、龙角、耳朵、背部和尾部。镂空龙纹足的器面上有两组变形龙纹，龙首朝外，四尾聚拢于足中央。由于青铜足面两边高，中间凹陷，所以龙头高于龙尾，给人以上扬之感。细雕纹饰可分为三种：一是装饰在42个孔之间的细密云雷纹；二是装饰在足面窄端的盘蛇纹；三是装饰在足面宽端的波浪状纹带。镂空龙纹足的平足上也装饰有变形龙纹，孔内布满细密盘蛇纹。 图2 商周时期龙头纹饰的演变 图3 镂空龙纹尊表面穿孔龙纹示意图 盌上设计有八条穿孔龙纹，盌面上有四条，四个平足上各有一条，但彼此相对，相互呼应。桌上面的四条龙与平足上的四条龙构成一对相互呼应的龙纹。从纹饰的整体布局上看，此桌体现了多角度对称设计（即今天的四方连续纹饰设计）的设计理念。
空心龙纹祖
镂空龙纹鎏，青铜礼器，春秋文物，长35.5厘米、宽21厘米、高24厘米，重3.85公斤，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1977年秋，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南约50公里处的丹江水库水位下降，在水库西岸龙山东侧露出一座墓葬。次年3月，淅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对墓地进行深入调查，共发现24座春秋墓和8座汉墓。4月，淅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淅川下寺墓地进行发掘清理，这件镂空十字龙纹鎏金器便是从2号墓中出土的。 此件镂空龙纹足器表面微凹，呈双“ ”字形，两端宽，中部略窄；四足扁平，上宽下窄，横截面呈凹槽状。 图1 镂空龙纹足金刚侧面图 先秦时期龙纹的演变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的过程，早期龙纹较为具象，西周晚期龙纹逐渐抽象化。龙的角、眼、上下颌、四肢、龙鳞等纹饰演变为S形、C形、长蝌蚪形、矩形等几何纹饰，成为风格化的纹饰。镂空龙纹足饰以穿孔和细阴刻纹两种表现方式。镂空龙纹足饰足面上共有42个穿孔，位于足饰面的中央。中间的八个矩形穿孔将方尺形、L形、圆角折尺形穿孔分成两组，八个方尺形和L形穿孔分别构成龙的鼻部和上下颌、前后肢、龙角、耳朵、背部和尾部。镂空龙纹足的器面上有两组变形龙纹，龙首朝外，四尾聚拢于足中央。由于青铜足面两边高，中间凹陷，所以龙头高于龙尾，给人以上扬之感。细雕纹饰可分为三种：一是装饰在42个孔之间的细密云雷纹；二是装饰在足面窄端的盘蛇纹；三是装饰在足面宽端的波浪状纹带。镂空龙纹足的平足上也装饰有变形龙纹，孔内布满细密盘蛇纹。 图2 商周时期龙头纹饰的演变 图3 镂空龙纹尊表面穿孔龙纹示意图 盌上设计有八条穿孔龙纹，盌面上有四条，四个平足上各有一条，但彼此相对，相互呼应。桌上面的四条龙与平足上的四条龙构成一对相互呼应的龙纹。从纹饰的整体布局上看，此桌体现了多角度对称设计（即今天的四方连续纹饰设计）的设计理念。
回纹铜钹
徽形铜钹，青铜器，商代文物，一套三件，最大的钹高20.5厘米；中等的钹高17厘米；最小的钹高14.5厘米。1968年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小南张村出土。 1968年8月，河南省温县城关公社小南张村农民在农田里挖药材时，在一个距离地表很浅的坑里，发现了一批青铜器，他们立即向政府报告，并主动把这批珍贵文物上交当地政府。 文县出土的青铜器共计23件，按用途可分为工具、饮食器、酒器、武器和乐器五大类[1]。这套徽形铜钹即为乐器之一。由于这批青铜器中的甲、爵、觚、阁等器形与安阳高楼庄殷墓出土的同类青铜器基本相同，其他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也具有晚商时期的特征，专家推测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应属晚商时期。如此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在当时文县尚属首次出土。 图一 徽子纹铜钹的内凹弧口 此组铜钹共三件，尺寸依次减小，形制、纹饰一致。钹口向上内凹弧形，钹身呈瓦当形，腔体断面呈宽叶状，壁厚，边角尖锐。铣口（钹上部两角）略大于铣口长度，下部有一管状短柄。短柄中空，末端较粗，柄根部较细，圆柱形空心钹（钹底部的柄状物体称钹）与腔体相通。 图二：短柄、下细上粗的回字铜钹 三件铜钹在钹身两侧饰有梯形双粗阳弦纹，凸起的双线组成“回”字，故得名“回”字铜钹，为典型的商代器物。弦纹作为青铜器上最简单的装饰，由凸起的直纹或横纹组成。这样的装饰，使这套铜钹显得古朴朴素，虽历经三千多年的风霜，却掩饰不住其独特的韵味。 经专家对铜钹正面鼓音测定，这套“回字铜钹”为三音锣调式，即调式结构为：锣-角-支。这套“回字铜钹”的发现，为我国商代晚期青铜音乐遗存研究，特别是殷旭一带青铜钹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和科学依据。另一方面，这三枚铜钹作为商代晚期重要的随葬礼器，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器形，都充分展现了我国当时青铜铸造水平和精湛的手工工艺。 图三 会子纹铜钹身弦纹
回纹铜钹
徽形铜钹，青铜器，商代文物，一套三件，最大的钹高20.5厘米；中等的钹高17厘米；最小的钹高14.5厘米。1968年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小南张村出土。 1968年8月，河南省温县城关公社小南张村农民在农田里挖药材时，在一个距离地表很浅的坑里，发现了一批青铜器，他们立即向政府报告，并主动把这批珍贵文物上交当地政府。 文县出土的青铜器共计23件，按用途可分为工具、饮食器、酒器、武器和乐器五大类[1]。这套徽形铜钹即为乐器之一。由于这批青铜器中的甲、爵、觚、阁等器形与安阳高楼庄殷墓出土的同类青铜器基本相同，其他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也具有晚商时期的特征，专家推测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应属晚商时期。如此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在当时文县尚属首次出土。 图一 徽子纹铜钹的内凹弧口 此组铜钹共三件，尺寸依次减小，形制、纹饰一致。钹口向上内凹弧形，钹身呈瓦当形，腔体断面呈宽叶状，壁厚，边角尖锐。铣口（钹上部两角）略大于铣口长度，下部有一管状短柄。短柄中空，末端较粗，柄根部较细，圆柱形空心钹（钹底部的柄状物体称钹）与腔体相通。 图二：短柄、下细上粗的回字铜钹 三件铜钹在钹身两侧饰有梯形双粗阳弦纹，凸起的双线组成“回”字，故得名“回”字铜钹，为典型的商代器物。弦纹作为青铜器上最简单的装饰，由凸起的直纹或横纹组成。这样的装饰，使这套铜钹显得古朴朴素，虽历经三千多年的风霜，却掩饰不住其独特的韵味。 经专家对铜钹正面鼓音测定，这套“回字铜钹”为三音锣调式，即调式结构为：锣-角-支。这套“回字铜钹”的发现，为我国商代晚期青铜音乐遗存研究，特别是殷旭一带青铜钹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和科学依据。另一方面，这三枚铜钹作为商代晚期重要的随葬礼器，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器形，都充分展现了我国当时青铜铸造水平和精湛的手工工艺。 图三 会子纹铜钹身弦纹
易守福铜杯
“寿府邑”铜觚，青铜酒器，商代晚期文物，器通高17.5厘米，重0.9公斤，河南省安阳市出土。解放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发生过盗墓事件，铜螭、铜锣、玉象等文物被盗。1966年，在盗墓者儿子家的煤堆中发现了“寿福邑”铜螭等文物。随后，安阳博物馆派工作人员将该螭取回并收为藏品，后转交河南博物院收藏。 “寿福仪”铜觚分盖、身两部分，盖面凸起，椭圆冠状，上有蘑菇状纽扣，纽扣上有四道螺旋纹，盖面为对称的兽面纹。 器身椭圆形，广口、狭颈、微垂腹、圆底、高圈足。主题纹饰为兽面纹，纹饰以细长的门脊为兽鼻梁，两角向外卷曲，身尾张开，爪子向下延伸。兽头、身、足的纹饰呈对称分布。器身的广口、腹部下方也出现同样的兽面纹饰。有趣的是，门脊两侧有两组弧形纹饰，中间的似为兽鼻，仿佛在呼气，底部的纹饰则似动物唇上的胡须，栩栩如生。由于这两处纹饰，铜杯上的兽面纹组也显得可爱活泼。器身颈部有四道弦纹，将其与器身纹饰区分开来。中间有四条对称的夔龙纹，龙身直立，张口，有脚，尾部卷曲，中间有门脊相隔，器身的圈足上也有四条夔龙纹。 图一：《寿福仪》铜螭的螭盖及螭身 觚盖内侧及觚底均有“寿符一”铭文。商代带“寿”字的铜器共计28件，此次发掘现场发现10件，其中安阳出土6件。除此件“寿符一”铜觚外，安阳侯家庄西北M1001出土4件带“寿”、“牙寿”、“寿阁”铭文的铜器；武官村北M1出土一件“寿符一”爵。1976年，河北省藁城县前西关出土一件寿鼎、一件寿爵、一件新寿壶。 1927年，军阀党玉昆在陕西省宝鸡县戴家湾（今宝鸡市金台区陈仓乡）私掘古墓时，出土一件“寿福心”志。综合以上文物可知，该类铭文主要有“寿”、“寿心”、“寿仪”、“寿福记”、“福寿”、“子寿”、“牙寿”、“牙木寿”、“寿阁”、“寿舆”等。“寿”字族器主要集中在殷戌王墓区，说明该族地位较高。另外，铭文中还有“福寿”二字，说明该族可能与商王室有通婚关系。 图二 寿福一铜觚内盖铭文 图3 寿福乙铜币底部铭文 “寿府仪”铜螭为铸造而成。根据河南安阳殷虚苗圃北出土的大量青铜铸造遗物中发现的陶模、陶范，大致可知该螭身所用铸模数量，即两个外模、一个腹模、一个圈足模，共计四个铸模。在圈足边缘设置浇注口，铸造时口朝下。 图4：青铜螭的划分示意图 “寿府邑”铜螭造型优美，比例和谐，纹饰对比鲜明。兽面纹、夔龙纹的装饰特征，为研究商代晚期青铜艺术和人文思想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器物上的铭文为辨认器物的主人提供了参考依据，为研究“寿”氏家族的门第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
易守福铜杯
“寿府邑”铜觚，青铜酒器，商代晚期文物，器通高17.5厘米，重0.9公斤，河南省安阳市出土。解放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发生过盗墓事件，铜螭、铜锣、玉象等文物被盗。1966年，在盗墓者儿子家的煤堆中发现了“寿福邑”铜螭等文物。随后，安阳博物馆派工作人员将该螭取回并收为藏品，后转交河南博物院收藏。 “寿福仪”铜觚分盖、身两部分，盖面凸起，椭圆冠状，上有蘑菇状纽扣，纽扣上有四道螺旋纹，盖面为对称的兽面纹。 器身椭圆形，广口、狭颈、微垂腹、圆底、高圈足。主题纹饰为兽面纹，纹饰以细长的门脊为兽鼻梁，两角向外卷曲，身尾张开，爪子向下延伸。兽头、身、足的纹饰呈对称分布。器身的广口、腹部下方也出现同样的兽面纹饰。有趣的是，门脊两侧有两组弧形纹饰，中间的似为兽鼻，仿佛在呼气，底部的纹饰则似动物唇上的胡须，栩栩如生。由于这两处纹饰，铜杯上的兽面纹组也显得可爱活泼。器身颈部有四道弦纹，将其与器身纹饰区分开来。中间有四条对称的夔龙纹，龙身直立，张口，有脚，尾部卷曲，中间有门脊相隔，器身的圈足上也有四条夔龙纹。 图一：《寿福仪》铜螭的螭盖及螭身 觚盖内侧及觚底均有“寿符一”铭文。商代带“寿”字的铜器共计28件，此次发掘现场发现10件，其中安阳出土6件。除此件“寿符一”铜觚外，安阳侯家庄西北M1001出土4件带“寿”、“牙寿”、“寿阁”铭文的铜器；武官村北M1出土一件“寿符一”爵。1976年，河北省藁城县前西关出土一件寿鼎、一件寿爵、一件新寿壶。 1927年，军阀党玉昆在陕西省宝鸡县戴家湾（今宝鸡市金台区陈仓乡）私掘古墓时，出土一件“寿福心”志。综合以上文物可知，该类铭文主要有“寿”、“寿心”、“寿仪”、“寿福记”、“福寿”、“子寿”、“牙寿”、“牙木寿”、“寿阁”、“寿舆”等。“寿”字族器主要集中在殷戌王墓区，说明该族地位较高。另外，铭文中还有“福寿”二字，说明该族可能与商王室有通婚关系。 图二 寿福一铜觚内盖铭文 图3 寿福乙铜币底部铭文 “寿府仪”铜螭为铸造而成。根据河南安阳殷虚苗圃北出土的大量青铜铸造遗物中发现的陶模、陶范，大致可知该螭身所用铸模数量，即两个外模、一个腹模、一个圈足模，共计四个铸模。在圈足边缘设置浇注口，铸造时口朝下。 图4：青铜螭的划分示意图 “寿府邑”铜螭造型优美，比例和谐，纹饰对比鲜明。兽面纹、夔龙纹的装饰特征，为研究商代晚期青铜艺术和人文思想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器物上的铭文为辨认器物的主人提供了参考依据，为研究“寿”氏家族的门第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
夔纹平足方鼎
夔纹扁足方鼎为商代晚期青铜礼器，通高42.3厘米，长34.1厘米，宽24.8厘米，厚0.5厘米，高6.9厘米，足20.2厘米，重18公斤，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续妇好墓出土。 1975年冬，安阳考古站在小屯村北约100米的一座小山上进行调查，发现多处殷代房基。1976年在此进行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发现殷代房基10余处、灰坑80个、殷代墓葬10余座。其中妇好墓是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1]。其中出土了两件夔纹扁足方鼎，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两件夔纹平足方鼎，口呈长方形，折沿，唇形为方形，两短边中间口沿处立有两只直立的耳。下腰微内收，底部近平，略小于口，下有四条扁长实心足，形似夔龙。据《殷猇妇好墓发掘报告》记载，河南博物院藏此件夔纹平足方鼎出土时，底部破损较多，通体锈蚀严重，有的纹饰已不甚清晰，腹部一侧及一只平足处附有丝织物碎片。另外，鼎内底缺失约三分之一，只留有铭文“好”字中间的“女”字。但根据另一件平足方鼎内底中央铭刻的“妇好”二字，可以推断此件器物的铭文为“妇好”。 从外观看，夔纹平足方鼎由耳、腹、平足三部分组成，均采用“三层花”纹饰方法：以云雷纹为底纹，衬托主题；粗线条勾勒主题框架纹；阴线刻画主题纹饰细部。两耳外壁饰以夔龙纹阴线，夔首朝上。鼎腹外壁四角及四边中间各铸一门脊，四边均饰兽面纹，有头无身，以门脊为鼻梁，为典型的羊角兽面纹（图一）。兽面上夸张的大卷角，与现实中常见的羊角相似（图二），为典型的羊角兽面纹。兽面呈“臣”字形（图3），以门脊为鼻梁，兽面两侧各有一条倒置的夔龙纹（图4）。足两侧饰有夔龙纹，夔龙头朝上，嘴部夸张张开，唇外翻，身躯挺直，身尾修长，卷曲，形似倒L，身躯饰以鳞片，无足，地纹为云雷纹。可见制作者工艺水平高超，采用浮雕、圆雕装饰手法，把夔龙的造型刻画得如此逼真。（图5） 图一 夔纹平足方鼎兽面纹 图2 兽面上夸张的大卷角 图三 夔纹平足方鼎“臣”字兽面纹 图四 夔纹平足方鼎上倒夔龙纹 图五 夔纹扁足方鼎夔龙纹扁足 夔纹平足方鼎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夔纹平足方鼎内底中央铭刻的“妇好”二字，为确认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夔纹平足方鼎外形华丽，兽面纹、夔龙纹栩栩如生，通体纹饰错落有致，采用典型的“三层花”装饰手法，为研究青铜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标本。
夔纹平足方鼎
夔纹扁足方鼎为商代晚期青铜礼器，通高42.3厘米，长34.1厘米，宽24.8厘米，厚0.5厘米，高6.9厘米，足20.2厘米，重18公斤，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续妇好墓出土。 1975年冬，安阳考古站在小屯村北约100米的一座小山上进行调查，发现多处殷代房基。1976年在此进行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发现殷代房基10余处、灰坑80个、殷代墓葬10余座。其中妇好墓是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1]。其中出土了两件夔纹扁足方鼎，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两件夔纹平足方鼎，口呈长方形，折沿，唇形为方形，两短边中间口沿处立有两只直立的耳。下腰微内收，底部近平，略小于口，下有四条扁长实心足，形似夔龙。据《殷猇妇好墓发掘报告》记载，河南博物院藏此件夔纹平足方鼎出土时，底部破损较多，通体锈蚀严重，有的纹饰已不甚清晰，腹部一侧及一只平足处附有丝织物碎片。另外，鼎内底缺失约三分之一，只留有铭文“好”字中间的“女”字。但根据另一件平足方鼎内底中央铭刻的“妇好”二字，可以推断此件器物的铭文为“妇好”。 从外观看，夔纹平足方鼎由耳、腹、平足三部分组成，均采用“三层花”纹饰方法：以云雷纹为底纹，衬托主题；粗线条勾勒主题框架纹；阴线刻画主题纹饰细部。两耳外壁饰以夔龙纹阴线，夔首朝上。鼎腹外壁四角及四边中间各铸一门脊，四边均饰兽面纹，有头无身，以门脊为鼻梁，为典型的羊角兽面纹（图一）。兽面上夸张的大卷角，与现实中常见的羊角相似（图二），为典型的羊角兽面纹。兽面呈“臣”字形（图3），以门脊为鼻梁，兽面两侧各有一条倒置的夔龙纹（图4）。足两侧饰有夔龙纹，夔龙头朝上，嘴部夸张张开，唇外翻，身躯挺直，身尾修长，卷曲，形似倒L，身躯饰以鳞片，无足，地纹为云雷纹。可见制作者工艺水平高超，采用浮雕、圆雕装饰手法，把夔龙的造型刻画得如此逼真。（图5） 图一 夔纹平足方鼎兽面纹 图2 兽面上夸张的大卷角 图三 夔纹平足方鼎“臣”字兽面纹 图四 夔纹平足方鼎上倒夔龙纹 图五 夔纹扁足方鼎夔龙纹扁足 夔纹平足方鼎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夔纹平足方鼎内底中央铭刻的“妇好”二字，为确认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夔纹平足方鼎外形华丽，兽面纹、夔龙纹栩栩如生，通体纹饰错落有致，采用典型的“三层花”装饰手法，为研究青铜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标本。
福益号角
扶夷角，青铜酒器，西周文物，高29厘米，口长20.3厘米，口宽9.8厘米，1986年河南信阳县石河岗出土。 1986年8月，河南省信阳市石河岗乡农民在石河滩筑坝时，在河水黑泥中发现一批铜器。州、县文物、公安部门闻讯赶赴调查，共收集到14件铜器。《河南省信阳县石河岗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一文中，根据铜器上的铭文和器身的锈色，将14件铜器分为“扶夷”和“扶鼎”两组，认为该批铜器可能是墓葬被洪水冲走后沉积在河水中的。扶夷角是“扶夷”组10件铜器中的一件。该组铜器均为亮黑色，其中8件有铭文。福鼎铜器群共四件，其中三件带铭文。 符箓出土两件，器形、纹饰、大小与铭文相似，其中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该器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为屋脊形，小口，盖脊中部有一半环钮。器身广口中部内凹弧形，两侧有两上扬翼，窄颈，直腹壁，圆底。下部有三只三角锥足，其中一足的上部有半环兽头柄（柄下一足出土时已丢失，现存一足为后来添加）。 器身纹饰可分为盖、颈、腹、足四部分。盖有四条门脊，将纹饰分成两组四部分，各部分的纹饰几乎相同——一半兽面纹，一半三角纹。与盖钮垂直的两条门脊两侧，是一整套兽面纹和三角纹。兽面纹以粗线勾勒，勾勒出兽面的眼、眉、角、鼻、口的轮廓。骨脊上用细阴线雕刻，粗线外为云雷地纹（图1）；颈部有两条门脊，均勾于口部两翼，每条门脊两侧的纹饰组成一个大三角纹。柄两侧饰有两个小三角纹，柄对应一侧为凸起的兽头，两侧也饰有两个小三角纹；腹部的三条门脊和把手将纹饰分成两组四部分。把手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一组完整的兽面纹（图二），与把手相对的门脊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另一组兽面纹。两组纹饰的兽面纹相同，但在与把手相对的门脊兽面纹两侧各增加了一条龙纹（图三）；三棱锥足外侧饰有三角纹；器身饰有云雷地纹。盖上有一对十二字：“晨肇储用抓父乙宝尊沂即册”。（图四） 图一 扶夷角瓮盖 图二 扶夷角壶柄的一侧 图三 扶夷角器兽首一面 图4 扶夷角瓮盖内铭文 福义角器以“三层花”装饰手法装饰器身，不仅华丽精巧，而且布局巧妙。首先，盖面为脊状，为避免纹饰过于集中在盖面中部而造成装饰的不平衡，在两组兽面纹外侧的两翼上加设一组三角纹；其次，柄部上端为凸起的兽头，为增加器物的对称性，不使器身因偏向一侧而产生失重感，在柄部兽头对面的颈部也装饰一凸起的兽头；第三，腹部虽然也有两组类似的兽面纹，但由于柄部与门沿的宽度不同，两个翼角所划分的两部分腹部纹饰布局空间发生了变化。为了使纹饰布局对称合理，在腹部把手对面的门沿兽面两侧分别添加了竖纹龙纹，这些细微细节的设计布局，显示了制作者的巧妙构思和高超的掌控能力。 扶夷角器盖身饰有门沿，门沿上分模痕迹清晰，对研究角爵器分模方法及分模逻辑有重要价值。扶夷角器外模可分为盖、口腹、底、三足三部分。一、盖为独立模铸，外模以门沿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门沿中线上；二、口腹部分以三门沿及一把手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三门沿与把手的中线上；三、底与三足部分以三足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三足的垂直中线上。 符义角盖及器身上均有“晨肇储用抓父乙宝尊沂即册”十二字铭文，对研究商末周初历史有重要价值。铭文内容至少可以表明“肇主”的封地或所在地是“陈”，“肇主”是此批器物的制造者，“肇主”的父亲或祖先是“符义”，“肇主”是“姬”氏族人，“肇主”是当时的史官——“策”等。《河南信阳县石河岗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一文将出土的14件青铜器与同期各地青铜器进行了对比，认为：这组青铜器的主人与周王室关系密切[3]，如果“扶夷”号青铜器与“福鼎”号青铜器的主人同为“赵主”或属于同一部族，那么“福鼎”号青铜器中的“鄀”即为扶夷号青铜器主人所在的封地。 扶义角器通体乌黑发亮，造型古朴，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观赏效果极佳。作为酒器中的一员，青铜角器传世出土的数量非常少。此器的出土，不仅增加了角器的数量，而且其精美的纹饰和独特的造型，更加凸显了角器在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性。扶义角器内部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正因如此，扶义角器被收录于《中国青铜器全集》、《新藏殷周金文器像汇编》、《近代殷周金文集卷二》、《商州金文大全》等多部著作中，足以说明扶义角器是一件难得的艺术杰作，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福益号角
扶夷角，青铜酒器，西周文物，高29厘米，口长20.3厘米，口宽9.8厘米，1986年河南信阳县石河岗出土。 1986年8月，河南省信阳市石河岗乡农民在石河滩筑坝时，在河水黑泥中发现一批铜器。州、县文物、公安部门闻讯赶赴调查，共收集到14件铜器。《河南省信阳县石河岗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一文中，根据铜器上的铭文和器身的锈色，将14件铜器分为“扶夷”和“扶鼎”两组，认为该批铜器可能是墓葬被洪水冲走后沉积在河水中的。扶夷角是“扶夷”组10件铜器中的一件。该组铜器均为亮黑色，其中8件有铭文。福鼎铜器群共四件，其中三件带铭文。 符箓出土两件，器形、纹饰、大小与铭文相似，其中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该器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为屋脊形，小口，盖脊中部有一半环钮。器身广口中部内凹弧形，两侧有两上扬翼，窄颈，直腹壁，圆底。下部有三只三角锥足，其中一足的上部有半环兽头柄（柄下一足出土时已丢失，现存一足为后来添加）。 器身纹饰可分为盖、颈、腹、足四部分。盖有四条门脊，将纹饰分成两组四部分，各部分的纹饰几乎相同——一半兽面纹，一半三角纹。与盖钮垂直的两条门脊两侧，是一整套兽面纹和三角纹。兽面纹以粗线勾勒，勾勒出兽面的眼、眉、角、鼻、口的轮廓。骨脊上用细阴线雕刻，粗线外为云雷地纹（图1）；颈部有两条门脊，均勾于口部两翼，每条门脊两侧的纹饰组成一个大三角纹。柄两侧饰有两个小三角纹，柄对应一侧为凸起的兽头，两侧也饰有两个小三角纹；腹部的三条门脊和把手将纹饰分成两组四部分。把手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一组完整的兽面纹（图二），与把手相对的门脊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另一组兽面纹。两组纹饰的兽面纹相同，但在与把手相对的门脊兽面纹两侧各增加了一条龙纹（图三）；三棱锥足外侧饰有三角纹；器身饰有云雷地纹。盖上有一对十二字：“晨肇储用抓父乙宝尊沂即册”。（图四） 图一 扶夷角瓮盖 图二 扶夷角壶柄的一侧 图三 扶夷角器兽首一面 图4 扶夷角瓮盖内铭文 福义角器以“三层花”装饰手法装饰器身，不仅华丽精巧，而且布局巧妙。首先，盖面为脊状，为避免纹饰过于集中在盖面中部而造成装饰的不平衡，在两组兽面纹外侧的两翼上加设一组三角纹；其次，柄部上端为凸起的兽头，为增加器物的对称性，不使器身因偏向一侧而产生失重感，在柄部兽头对面的颈部也装饰一凸起的兽头；第三，腹部虽然也有两组类似的兽面纹，但由于柄部与门沿的宽度不同，两个翼角所划分的两部分腹部纹饰布局空间发生了变化。为了使纹饰布局对称合理，在腹部把手对面的门沿兽面两侧分别添加了竖纹龙纹，这些细微细节的设计布局，显示了制作者的巧妙构思和高超的掌控能力。 扶夷角器盖身饰有门沿，门沿上分模痕迹清晰，对研究角爵器分模方法及分模逻辑有重要价值。扶夷角器外模可分为盖、口腹、底、三足三部分。一、盖为独立模铸，外模以门沿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门沿中线上；二、口腹部分以三门沿及一把手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三门沿与把手的中线上；三、底与三足部分以三足为中心分四部分，分模位置在三足的垂直中线上。 符义角盖及器身上均有“晨肇储用抓父乙宝尊沂即册”十二字铭文，对研究商末周初历史有重要价值。铭文内容至少可以表明“肇主”的封地或所在地是“陈”，“肇主”是此批器物的制造者，“肇主”的父亲或祖先是“符义”，“肇主”是“姬”氏族人，“肇主”是当时的史官——“策”等。《河南信阳县石河岗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一文将出土的14件青铜器与同期各地青铜器进行了对比，认为：这组青铜器的主人与周王室关系密切[3]，如果“扶夷”号青铜器与“福鼎”号青铜器的主人同为“赵主”或属于同一部族，那么“福鼎”号青铜器中的“鄀”即为扶夷号青铜器主人所在的封地。 扶义角器通体乌黑发亮，造型古朴，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观赏效果极佳。作为酒器中的一员，青铜角器传世出土的数量非常少。此器的出土，不仅增加了角器的数量，而且其精美的纹饰和独特的造型，更加凸显了角器在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性。扶义角器内部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正因如此，扶义角器被收录于《中国青铜器全集》、《新藏殷周金文器像汇编》、《近代殷周金文集卷二》、《商州金文大全》等多部著作中，足以说明扶义角器是一件难得的艺术杰作，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五凤香炉
五凤香炉，青铜器，汉代文物，高20厘米，底径21.5厘米，1989年河南焦作贾河屯窖藏出土（该文物现陈列于河南博物院二楼汉魏晋南北朝展厅）。 1989年3月，河南省焦作市矿务局工作人员在焦作市夹河屯林场砖窑取土时，发现一批随葬青铜器[1]。经考古人员抢救性清理发掘，共出土3类共41件套青铜器。考古人员推断器物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这批随葬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相当数量的精美仿生器，五凤香炉就是其中之一。此五凤香炉虽历经千百年风霜，但依然完好，主配件齐全，细节精致清晰，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 五凤香炉主体为一只凤凰，头戴华丽的冠翎，昂首挺胸，口含圆珠，双翅扇动，胸部膨起，宽翅上翘，胸部和翅膀上雕刻有羽毛状的花纹。凤腹中空，翅腹间用钉子连接，中间开脊形成盖子，可以自由开合，从这里可以向左、向右打开，以放置香料，设计巧妙；凤背布满弧形孔洞，燃烧的香料从中卷起；尾翅上也雕刻有弧形和矩形孔洞；胸部、翅膀和尾部各饰一只幼凤，包括主凤像在内共有五只凤凰，故名。香炉主体由凤爪支撑，铆接在一个底部平整、边缘折边、底部设有三个乳足的圆盘上。圆盘不仅起到稳定香炉主体的作用，还可以盛放可能掉落的香料灰烬，从美观的角度来说，也不会呈现出头重脚轻的视觉效果。 汉代以前，凤常作为纹饰或局部装饰出现在香炉上。如1997年陕西凤翔永城遗址出土一件凤托环的青铜香炉[2]（图1）。但此香炉炉身仍为传统的椭圆形，炉身顶部只装饰一只立体的凤，凤冠翎飞扬，双翅张开，口含铜环。凤只是香炉的装饰部分，并无实际作用。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五凤香炉，以青铜铸成，塑造了体态矫健的大凤形象，凤身为香炉炉身，巧妙利用凤翅和锦翎作为炉盖。凤腹即香炉的炉身，用以盛放香料，通体饰以雏凤，为罕见精美的仿生香炉，设计精巧，造型别致，此款式与工艺实物中并不多见，不仅是本批青铜陪葬品中的代表器，也是汉代独一无二的香炉。 图一：陕西凤翔出土的凤环铜香炉
五凤香炉
五凤香炉，青铜器，汉代文物，高20厘米，底径21.5厘米，1989年河南焦作贾河屯窖藏出土（该文物现陈列于河南博物院二楼汉魏晋南北朝展厅）。 1989年3月，河南省焦作市矿务局工作人员在焦作市夹河屯林场砖窑取土时，发现一批随葬青铜器[1]。经考古人员抢救性清理发掘，共出土3类共41件套青铜器。考古人员推断器物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这批随葬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相当数量的精美仿生器，五凤香炉就是其中之一。此五凤香炉虽历经千百年风霜，但依然完好，主配件齐全，细节精致清晰，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 五凤香炉主体为一只凤凰，头戴华丽的冠翎，昂首挺胸，口含圆珠，双翅扇动，胸部膨起，宽翅上翘，胸部和翅膀上雕刻有羽毛状的花纹。凤腹中空，翅腹间用钉子连接，中间开脊形成盖子，可以自由开合，从这里可以向左、向右打开，以放置香料，设计巧妙；凤背布满弧形孔洞，燃烧的香料从中卷起；尾翅上也雕刻有弧形和矩形孔洞；胸部、翅膀和尾部各饰一只幼凤，包括主凤像在内共有五只凤凰，故名。香炉主体由凤爪支撑，铆接在一个底部平整、边缘折边、底部设有三个乳足的圆盘上。圆盘不仅起到稳定香炉主体的作用，还可以盛放可能掉落的香料灰烬，从美观的角度来说，也不会呈现出头重脚轻的视觉效果。 汉代以前，凤常作为纹饰或局部装饰出现在香炉上。如1997年陕西凤翔永城遗址出土一件凤托环的青铜香炉[2]（图1）。但此香炉炉身仍为传统的椭圆形，炉身顶部只装饰一只立体的凤，凤冠翎飞扬，双翅张开，口含铜环。凤只是香炉的装饰部分，并无实际作用。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五凤香炉，以青铜铸成，塑造了体态矫健的大凤形象，凤身为香炉炉身，巧妙利用凤翅和锦翎作为炉盖。凤腹即香炉的炉身，用以盛放香料，通体饰以雏凤，为罕见精美的仿生香炉，设计精巧，造型别致，此款式与工艺实物中并不多见，不仅是本批青铜陪葬品中的代表器，也是汉代独一无二的香炉。 图一：陕西凤翔出土的凤环铜香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