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青铜器的博客
敔 桂
敔”簋，青铜器，西周晚期，高25.8厘米，口径22.7厘米，1990年平顶山英国墓地M95出土。 1979年，河南省平顶山市阜阳镇北府村砖瓦厂发现一批应国、邓国青铜器，并发现应国墓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文物队、平顶山市文物局在北府村阜阳岭发掘应国墓葬300余座。应国墓地M95出土“敔”簋，共4件，大小、形制、纹饰均相似。 “敔”簋分盖、身两部分。盖为圆顶形，上端有圆形耳，盖沿处有小口；器身微外撇口，鼓腹下垂，底部近平。圈足外撇，有向下折沿，圈足上附有三足。器腹有对称的两只兽头形耳，耳下有钩状坠饰。盖、器腹各饰一圈浮雕海浪纹；盖近口部、器口底、圈足处各饰一圈凸弦纹；两只兽头形耳浮雕，头上立有宽角，凸出圆目，鼻高而长，牙齿锋利。弧形半圆形兽身及坠饰，以阴线简单勾勒；三足亦作兽形，外突于圈足外；器外底圈足内饰，为以阳线勾勒的斜纹方格纹。器底及盖面均有同款铭文二十七字：“正月八月丁丑公札尊，用宜美寿用明子孙孙用宝用相”。（图一） 图1 敔簋盖铭文 敔”字簋的盖、身纹饰均以粗浮雕线勾勒，纹饰则以粗线上细阴线通过弯曲、勾勒的方式刻画。盖、身纹饰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盖的波浪曲线两峰间的纹饰与器腹纹饰相同；盖两槽间的纹饰则与盖、腹峰间的纹饰有明显区别，即盖的槽间的纹饰多了一竖条纹饰。虽然槽间仅增加了一条简单的竖条纹饰，但却显示了敔簋制作者高超的纹饰设计水平和把控能力。盖为穹窿形，在排列纹饰时，如果在峰、槽间采用相同的纹饰，必然造成峰间纹饰紧凑，槽间纹饰疏落。为了使波浪纹粗线条之间的空隙分布均匀，在稀疏的波谷之间增加适当宽度的竖条，既可以解决图案布局的对称性，又可以避免器物图案的单调性，从而增加器物的美感。 “敔”簋分为盖、身两部分，说明二者为不同模具铸造。簋身腹部与两个兽头耳相接处有明显缝隙（图二），而此位置的簋腹内侧光滑平整，外部花纹连贯流畅无模具痕迹。因此推断敔簋身并非一次铸造，而是分多次铸造而成。先分别制作双兽头耳和无耳簋身的模具，再先铸造无耳簋身。待无耳簋身冷却成型后，再将已制作好的兽头耳模安装固定于耳位，再次浇铸铜液，即形成双耳。双耳与簋腹通过事先留出的榫卯连接固定。由于簋体内壁光滑平整，可以推断簋体铸造时，在与簋腹对应的双耳处留有榫头，在双耳上留有兽头形的榫眼。在铸造兽头形双耳时，熔铜流入榫眼，与簋体的榫头相扣，起到固定作用。簋的三足底部均有明显的铸口痕迹（图二），说明簋体铸造时，是器口在下，三足在上的。 图2 耳朵、身子、铸口、网片接缝示意图 “敔”簋的盖身刻有一对铭文，共二十七个字：只八月正月，丁丑公、札公……厉王时期十月禹簋铭文中也提到了“禹”，还记载了“禹”在追击入侵成州的南淮夷敌军中立下战功而受到封赏。由于“禹”簋的制作风格与这一时期的一些青铜器相同或相似，因此推测“禹”簋也是厉王时期或接近时期的文物。因此，“禹”簋铭文中记载的“禹”与十月禹簋铭文中记载的“禹”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奉周王之命追击南方入侵者而受到封赏，后来成为郢国的国君。禹簋铭文中的“公”字，可能是其祖先或父亲的应侯。 总之，“敔”圭器形厚重稳定，纹饰粗犷有力，铭文十分重要，铸造逻辑清晰，是西周晚期难得的佳作，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敔 桂
敔”簋，青铜器，西周晚期，高25.8厘米，口径22.7厘米，1990年平顶山英国墓地M95出土。 1979年，河南省平顶山市阜阳镇北府村砖瓦厂发现一批应国、邓国青铜器，并发现应国墓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文物队、平顶山市文物局在北府村阜阳岭发掘应国墓葬300余座。应国墓地M95出土“敔”簋，共4件，大小、形制、纹饰均相似。 “敔”簋分盖、身两部分。盖为圆顶形，上端有圆形耳，盖沿处有小口；器身微外撇口，鼓腹下垂，底部近平。圈足外撇，有向下折沿，圈足上附有三足。器腹有对称的两只兽头形耳，耳下有钩状坠饰。盖、器腹各饰一圈浮雕海浪纹；盖近口部、器口底、圈足处各饰一圈凸弦纹；两只兽头形耳浮雕，头上立有宽角，凸出圆目，鼻高而长，牙齿锋利。弧形半圆形兽身及坠饰，以阴线简单勾勒；三足亦作兽形，外突于圈足外；器外底圈足内饰，为以阳线勾勒的斜纹方格纹。器底及盖面均有同款铭文二十七字：“正月八月丁丑公札尊，用宜美寿用明子孙孙用宝用相”。（图一） 图1 敔簋盖铭文 敔”字簋的盖、身纹饰均以粗浮雕线勾勒，纹饰则以粗线上细阴线通过弯曲、勾勒的方式刻画。盖、身纹饰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盖的波浪曲线两峰间的纹饰与器腹纹饰相同；盖两槽间的纹饰则与盖、腹峰间的纹饰有明显区别，即盖的槽间的纹饰多了一竖条纹饰。虽然槽间仅增加了一条简单的竖条纹饰，但却显示了敔簋制作者高超的纹饰设计水平和把控能力。盖为穹窿形，在排列纹饰时，如果在峰、槽间采用相同的纹饰，必然造成峰间纹饰紧凑，槽间纹饰疏落。为了使波浪纹粗线条之间的空隙分布均匀，在稀疏的波谷之间增加适当宽度的竖条，既可以解决图案布局的对称性，又可以避免器物图案的单调性，从而增加器物的美感。 “敔”簋分为盖、身两部分，说明二者为不同模具铸造。簋身腹部与两个兽头耳相接处有明显缝隙（图二），而此位置的簋腹内侧光滑平整，外部花纹连贯流畅无模具痕迹。因此推断敔簋身并非一次铸造，而是分多次铸造而成。先分别制作双兽头耳和无耳簋身的模具，再先铸造无耳簋身。待无耳簋身冷却成型后，再将已制作好的兽头耳模安装固定于耳位，再次浇铸铜液，即形成双耳。双耳与簋腹通过事先留出的榫卯连接固定。由于簋体内壁光滑平整，可以推断簋体铸造时，在与簋腹对应的双耳处留有榫头，在双耳上留有兽头形的榫眼。在铸造兽头形双耳时，熔铜流入榫眼，与簋体的榫头相扣，起到固定作用。簋的三足底部均有明显的铸口痕迹（图二），说明簋体铸造时，是器口在下，三足在上的。 图2 耳朵、身子、铸口、网片接缝示意图 “敔”簋的盖身刻有一对铭文，共二十七个字：只八月正月，丁丑公、札公……厉王时期十月禹簋铭文中也提到了“禹”，还记载了“禹”在追击入侵成州的南淮夷敌军中立下战功而受到封赏。由于“禹”簋的制作风格与这一时期的一些青铜器相同或相似，因此推测“禹”簋也是厉王时期或接近时期的文物。因此，“禹”簋铭文中记载的“禹”与十月禹簋铭文中记载的“禹”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奉周王之命追击南方入侵者而受到封赏，后来成为郢国的国君。禹簋铭文中的“公”字，可能是其祖先或父亲的应侯。 总之，“敔”圭器形厚重稳定，纹饰粗犷有力，铭文十分重要，铸造逻辑清晰，是西周晚期难得的佳作，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包金豹纹器皿底座
嵌金豹纹座为战国青铜器，座高11.2厘米，宽24厘米，座口长6.5厘米，宽4厘米，1958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单县观音堂村。 从器物的造型看，嵌金豹形底座形似一头侧卧的豹子。豹子侧卧，头枕在后腿上。鼻翼微微上扬，露出两个鼻孔；大眼微凸，微微上视；浓眉上扬；近圆形的耳朵中间内凹。颈部戴扁平的带状项圈。前左腿撑地，足弯曲，四爪分明，其中一爪突出，延伸至耳边，仿佛在搔耳朵（图1）；前右腿弯曲，四爪握住一根竖直的长方形管子；后左腿大腿微凸，爪子不可见，藏于管子下方及臀部之下。长长的豹尾弯曲，盘绕于腹部及背部。豹身中空，豹身左侧盘卧，构成底座底部，底部空腔内有宽约3厘米的内凹折边。豹手持的长方形管，分两次铸造而成。管上口为第二次铸造而成，模缝痕迹明显，且比第一次铸造的管小；管下侧置于“井”字形框内，第二次铸造的痕迹十分清晰。“井”字形框与底部内凹折边相接。（图二） 图1 镶金豹纹底座部分 图二 镶金豹纹底座底部的“井”字形边框 从纹饰看，豹身上饰有橘瓣状豹斑。纹饰布局有序，头部橘瓣状纹向前开；四肢橘瓣状纹向足部开；颈部、腹部、尾部的橘瓣状纹以豹背线为中心，开孔朝向两侧。每个橘瓣状纹都有金线镶边，使橘瓣状纹显得格外突出。近距离观察，橘瓣状纹有微凸之感，但从豹身上部分部位残存的金箔来看，橘瓣状纹之间的缝隙中原本应该镶嵌有金箔，但大部分已脱落丢失，故橘瓣状纹有微凸之感。 底座造型优美，布局合理，形象逼真，写实感强。造型与本品豹子相差无几。豹子身体的黄色用金箔的黄色来表现，用金丝镶嵌的橙瓣纹来表现豹子的斑点。虽然金箔大部分已脱落，失去了原有的颜色，但不难想象最初制作时的精美。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较多，大多以装饰纹饰出现，或以动物的形态出现在器物的某个部位，承担一定的功能，如耳、足或柄等。这些动物要么是扁平的，缺乏立体感，要么有的肢体过于夸张，写实感较差。虽然也有一些独立的动物造型器，但大多只表现动物的形态。像这样既表现动物形态，又能显示出动物肤色或毛发花纹的写实器物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此器上值得注意的是豹颈上的项圈（图3）。我们知道，人类为了加强对驯服或驯养动物的控制，常常在动物身体的某些部位戴上一些装置，如给牛鼻戴环，给马嘴戴嚼子，给狗脖子戴项圈等。1923年在山西浑源发现的奚尊[1]，其牛鼻上就有环（图4），是“研究中国家畜驯化史的重要实物资料”[2]。镶金的豹形底座，其颈部有项圈，可能与祭祀瓮中牛鼻上的环有类似的作用。我们不能以此证明如今已是野生动物的豹子曾被我们的祖先驯养过，但至少可以证明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曾驯服过豹子这种凶猛的野兽。而且从此器中豹子的姿势和眼睛形状可以看出，豹子是相当温顺的。因此，此器对于研究我国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图3 豹子脖子上的项圈 图4 山西浑源出土瓮中牛鼻环的形制 此外，豹形嵌金底座的竖长方形柄筒，铸造了两次（如图2器底部的“井”形结构所示），第二次铸造使得柄筒比第一次铸造的部分更高，腔体空间更小。（图5）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铸造或许是一种必要的做法，以达到使柄筒内已成型的部分更加稳固的目的。但这恰恰表明了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多次铸造一件器皿的技术上是多么的熟练。多次铸造一件器皿的技术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使用过，多用于解决不易分离的器耳、足与主体的连接问题，后来成为青铜器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技术手段。镶金豹形底座重新铸造，改变钳口尺寸，只是为了使内含的零件更加合适，充分说明我们的战国祖先掌握这项技术比之前的春秋时期更为熟练。因此，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冶金铸造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5 镶金豹纹底座俯视图
包金豹纹器皿底座
嵌金豹纹座为战国青铜器，座高11.2厘米，宽24厘米，座口长6.5厘米，宽4厘米，1958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单县观音堂村。 从器物的造型看，嵌金豹形底座形似一头侧卧的豹子。豹子侧卧，头枕在后腿上。鼻翼微微上扬，露出两个鼻孔；大眼微凸，微微上视；浓眉上扬；近圆形的耳朵中间内凹。颈部戴扁平的带状项圈。前左腿撑地，足弯曲，四爪分明，其中一爪突出，延伸至耳边，仿佛在搔耳朵（图1）；前右腿弯曲，四爪握住一根竖直的长方形管子；后左腿大腿微凸，爪子不可见，藏于管子下方及臀部之下。长长的豹尾弯曲，盘绕于腹部及背部。豹身中空，豹身左侧盘卧，构成底座底部，底部空腔内有宽约3厘米的内凹折边。豹手持的长方形管，分两次铸造而成。管上口为第二次铸造而成，模缝痕迹明显，且比第一次铸造的管小；管下侧置于“井”字形框内，第二次铸造的痕迹十分清晰。“井”字形框与底部内凹折边相接。（图二） 图1 镶金豹纹底座部分 图二 镶金豹纹底座底部的“井”字形边框 从纹饰看，豹身上饰有橘瓣状豹斑。纹饰布局有序，头部橘瓣状纹向前开；四肢橘瓣状纹向足部开；颈部、腹部、尾部的橘瓣状纹以豹背线为中心，开孔朝向两侧。每个橘瓣状纹都有金线镶边，使橘瓣状纹显得格外突出。近距离观察，橘瓣状纹有微凸之感，但从豹身上部分部位残存的金箔来看，橘瓣状纹之间的缝隙中原本应该镶嵌有金箔，但大部分已脱落丢失，故橘瓣状纹有微凸之感。 底座造型优美，布局合理，形象逼真，写实感强。造型与本品豹子相差无几。豹子身体的黄色用金箔的黄色来表现，用金丝镶嵌的橙瓣纹来表现豹子的斑点。虽然金箔大部分已脱落，失去了原有的颜色，但不难想象最初制作时的精美。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较多，大多以装饰纹饰出现，或以动物的形态出现在器物的某个部位，承担一定的功能，如耳、足或柄等。这些动物要么是扁平的，缺乏立体感，要么有的肢体过于夸张，写实感较差。虽然也有一些独立的动物造型器，但大多只表现动物的形态。像这样既表现动物形态，又能显示出动物肤色或毛发花纹的写实器物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此器上值得注意的是豹颈上的项圈（图3）。我们知道，人类为了加强对驯服或驯养动物的控制，常常在动物身体的某些部位戴上一些装置，如给牛鼻戴环，给马嘴戴嚼子，给狗脖子戴项圈等。1923年在山西浑源发现的奚尊[1]，其牛鼻上就有环（图4），是“研究中国家畜驯化史的重要实物资料”[2]。镶金的豹形底座，其颈部有项圈，可能与祭祀瓮中牛鼻上的环有类似的作用。我们不能以此证明如今已是野生动物的豹子曾被我们的祖先驯养过，但至少可以证明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曾驯服过豹子这种凶猛的野兽。而且从此器中豹子的姿势和眼睛形状可以看出，豹子是相当温顺的。因此，此器对于研究我国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图3 豹子脖子上的项圈 图4 山西浑源出土瓮中牛鼻环的形制 此外，豹形嵌金底座的竖长方形柄筒，铸造了两次（如图2器底部的“井”形结构所示），第二次铸造使得柄筒比第一次铸造的部分更高，腔体空间更小。（图5）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铸造或许是一种必要的做法，以达到使柄筒内已成型的部分更加稳固的目的。但这恰恰表明了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在多次铸造一件器皿的技术上是多么的熟练。多次铸造一件器皿的技术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使用过，多用于解决不易分离的器耳、足与主体的连接问题，后来成为青铜器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技术手段。镶金豹形底座重新铸造，改变钳口尺寸，只是为了使内含的零件更加合适，充分说明我们的战国祖先掌握这项技术比之前的春秋时期更为熟练。因此，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冶金铸造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5 镶金豹纹底座俯视图
兽面纹铜罐
兽面纹铜罐，青铜器，商代文物，高24.5厘米，口径13厘米，1955年郑州白家庄2号墓出土。 1954年，郑州市东关外与二里岗大道交叉口修建了一条公路，由北向南穿过白家庄村。白家庄村内一座土丘的一部分被挖掘，土丘的山崖上露出了考古学上常见的一个文化层——“灰土层”，并出土了一些青铜器。这一现象引起了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的注意，并列为市区文物保护重点。1955年5月4日，白家庄村村民在土丘附近及下方挖沙时，发现了本文介绍的兽面纹铜罐。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闻讯后，在此地开挖壕沟，清理了露出的残墓和另外3座墓葬。兽面纹铜罐便是此次清理的4座商代墓葬中的C8M2出土的。 从器形看：兽面铜罐整体壁薄、窄口、外撇沿、长颈、折肩、深腹、圆底、高圈足。颈部上部外弧较小，下部外弧较大；折肩较宽，肩与腹相接处有明显的折线；圈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较宽且外弧较小，下部较窄且外弧较大。上下连接处有一条很窄的折边（图1）。 图一：兽面纹圈足铜罐 从纹饰看：兽面纹铜罐颈部上端饰三圈紧密凸起的弦纹；弦纹下方等距离地饰三道龟形纹。龟形纹整体形似龟，头部类似商周青铜器上常用的蛇头，背部饰圆形涡纹，四足呈云纹状，尾尖（图2）；肩部与颈部连接处饰一圈斜向云雷纹带；腹部纹饰由三部分组成：上下较窄的云雷纹带和中间较宽的兽面纹带。兽面纹带由三组相似的兽面纹饰组成，兽面的眼、眉、鼻、口略突出于器面；圈足上部有两条宽凸的弦纹，两条弦纹间有三条等距分布的十字形圆孔。 图二 兽面纹铜罐颈部龟纹 兽面纹铜罐的发现意义重大：第一，该兽面纹铜罐虽然是由群众发现的，但可以确认是墓葬出土，应视为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其时代属于二里岗上层晚期，即中商早期，是目前已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铜罐。它的发现不仅增加了我国为数不多的中商早期青铜器的数量，也为中商早期铜罐的研究和界定树立了标杆。 其次，兽面纹铜罐腹部的模缝痕迹明显，模线均通过三个十字形孔。对研究早期青铜器圈足上的孔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是研究早期青铜器模铸逻辑的重要实物材料。兽面纹铜罐腹部纹饰中的兽面采用微浮雕工艺，凸显兽面各部位，这在商代中早期青铜器上极为少见。它不仅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国青铜铸造技术的成就，也为商代晚期出现的“三层花”工艺奠定了技术基础。 再次，兽面铜罐出土后，颈部等距离装饰的三道龟纹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这种纹饰在商代中早期的青铜器上极为少见。多数学者认为龟纹是某个氏族的图腾或族徽，也有学者将龟纹解读为文字——“黾”或“龜”。如果后一种文字解读正确，那么龟纹就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铭文。因此兽面罐是商代中早期的珍贵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兽面纹铜罐
兽面纹铜罐，青铜器，商代文物，高24.5厘米，口径13厘米，1955年郑州白家庄2号墓出土。 1954年，郑州市东关外与二里岗大道交叉口修建了一条公路，由北向南穿过白家庄村。白家庄村内一座土丘的一部分被挖掘，土丘的山崖上露出了考古学上常见的一个文化层——“灰土层”，并出土了一些青铜器。这一现象引起了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的注意，并列为市区文物保护重点。1955年5月4日，白家庄村村民在土丘附近及下方挖沙时，发现了本文介绍的兽面纹铜罐。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闻讯后，在此地开挖壕沟，清理了露出的残墓和另外3座墓葬。兽面纹铜罐便是此次清理的4座商代墓葬中的C8M2出土的。 从器形看：兽面铜罐整体壁薄、窄口、外撇沿、长颈、折肩、深腹、圆底、高圈足。颈部上部外弧较小，下部外弧较大；折肩较宽，肩与腹相接处有明显的折线；圈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较宽且外弧较小，下部较窄且外弧较大。上下连接处有一条很窄的折边（图1）。 图一：兽面纹圈足铜罐 从纹饰看：兽面纹铜罐颈部上端饰三圈紧密凸起的弦纹；弦纹下方等距离地饰三道龟形纹。龟形纹整体形似龟，头部类似商周青铜器上常用的蛇头，背部饰圆形涡纹，四足呈云纹状，尾尖（图2）；肩部与颈部连接处饰一圈斜向云雷纹带；腹部纹饰由三部分组成：上下较窄的云雷纹带和中间较宽的兽面纹带。兽面纹带由三组相似的兽面纹饰组成，兽面的眼、眉、鼻、口略突出于器面；圈足上部有两条宽凸的弦纹，两条弦纹间有三条等距分布的十字形圆孔。 图二 兽面纹铜罐颈部龟纹 兽面纹铜罐的发现意义重大：第一，该兽面纹铜罐虽然是由群众发现的，但可以确认是墓葬出土，应视为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其时代属于二里岗上层晚期，即中商早期，是目前已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铜罐。它的发现不仅增加了我国为数不多的中商早期青铜器的数量，也为中商早期铜罐的研究和界定树立了标杆。 其次，兽面纹铜罐腹部的模缝痕迹明显，模线均通过三个十字形孔。对研究早期青铜器圈足上的孔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是研究早期青铜器模铸逻辑的重要实物材料。兽面纹铜罐腹部纹饰中的兽面采用微浮雕工艺，凸显兽面各部位，这在商代中早期青铜器上极为少见。它不仅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国青铜铸造技术的成就，也为商代晚期出现的“三层花”工艺奠定了技术基础。 再次，兽面铜罐出土后，颈部等距离装饰的三道龟纹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这种纹饰在商代中早期的青铜器上极为少见。多数学者认为龟纹是某个氏族的图腾或族徽，也有学者将龟纹解读为文字——“黾”或“龜”。如果后一种文字解读正确，那么龟纹就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铭文。因此兽面罐是商代中早期的珍贵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盘蛇纹曲耳铜鼎
曲耳盘蛇纹铜鼎，又称周奎纹鼎、周老鼎、老鼎、虎池奎纹鼎，春秋时期，青铜器，高61.9厘米，口径65.9厘米，腹围206厘米，耳距86.5厘米，耳高16.5厘米，耳宽12.8厘米，足高20厘米，腹深38.5厘米。圆形，敞口，微缩颈，深腹，圆底，附耳，蹄足。该类鼎的器形以缩颈、曲耳为特征。因器身有牛头钮，形制较大，关宝乾先生将其命名为老鼎。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墓出土。（该文物现陈列于河南博物院主展厅一层东周展厅） 1923年秋，河南省新郑县南门外李家楼李瑞在自家菜园挖井时发现了一座大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此件器物便是其中之一。这些文物出土后，被当地卫戍司令金云锷没收运往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交给河南省古物保管所保管，1930年转交河南省博物馆收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出于安全考虑，河南省博物馆馆藏的曲耳盘蛇纹铜鼎等文物，先被运往武汉法租界，后又运往重庆原国立中央大学保存。 1950年，这批文物从重庆回流河南，仍由河南博物馆收藏。 李家楼墓出土文物众多，规格高，造型精美，曲耳盘蛇纹铜鼎是这些文物中的精品之一。首先纹饰华丽，颈部上部饰细密的盘蛇纹带一周，中部饰弧形纹带一周，下部饰三角纹带一周。上腹部饰两道绳纹，中间等距饰三组纹饰，两侧为细密的盘蛇纹带，中间为粗夔龙纹带。下腹部饰窄夔龙纹带一周，下方等距饰叶状纹带一周。与两耳相对的腹部中部前后各饰一牛头，三蹄足上端饰兽头纹。该器几乎满饰花纹，但繁而不乱，错落有致，既有细密的盘蛇纹，又有粗犷的夔龙纹；既有腹部、颈部的平雕，又有蹄足上的浮雕。 图一 身饰与牛头 其次，铸造工艺精湛，采用分铸法和焊接法，展现了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分铸法是指将青铜器的主体和附件分开铸造或将一件青铜器分两次以上铸造的铸造工艺；焊接法是将分开铸造的青铜器部分用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盘蛇纹曲耳铜鼎的铸造，是将鼎身和耳、足、牛饰分开铸造，再将这些部件焊接成器。 图2：腹部与足部的关节 总之，该器形制承袭两周旧制，器形巨大雄伟，纹饰精巧细致，层次清晰，展现了春秋时期精湛的铸造工艺，因此对于研究我国青铜文化、春秋时期冶炼业、郑国历史文化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对于这件盘蛇纹曲耳铜鼎而言，还有另一项重要价值，那就是这件器物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一组鼎中的一件。这组鼎的出现，对于研究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的礼制尤为重要。 郑公墓出土的鼎有曲耳颈鼎（曲耳盘蛇纹铜鼎即为其中之一）、带沿鼎、带盖鼎三种，曲耳颈鼎数量最多。由于郑公墓最初是私人发掘，后因战乱流离失所，不排除流失的可能。因此，当时四部有关郑公墓出土器物的专著对鼎数量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新郑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7件（其中一件已破损），《新郑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6件，《郑中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9件，《新郑夷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6件。 同墓随葬多鼎的习俗在商代已有出现，但以排鼎的形式出现应该在西周时期。此时，无论墓葬中有多少种鼎，至少有一种排鼎能表明其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其数量必定是1、3、5、7、9。此外，其他类型鼎的数量也不是恒定的。夏志峰先生认为：根据前人的记载和对现存器物的分析，郑公墓中的三种鼎虽然表面上看似是排成一列的，但只有束颈曲耳的鼎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该类型鼎的数量在《郑墓古器图录》中记载为9件，应与事实相符。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郑公墓中出土的9件束颈曲耳鼎，从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来看，显然可以显示出墓主人的显赫地位，同时，也是研究春秋时期诸侯鼎制和礼制的重要史料。
盘蛇纹曲耳铜鼎
曲耳盘蛇纹铜鼎，又称周奎纹鼎、周老鼎、老鼎、虎池奎纹鼎，春秋时期，青铜器，高61.9厘米，口径65.9厘米，腹围206厘米，耳距86.5厘米，耳高16.5厘米，耳宽12.8厘米，足高20厘米，腹深38.5厘米。圆形，敞口，微缩颈，深腹，圆底，附耳，蹄足。该类鼎的器形以缩颈、曲耳为特征。因器身有牛头钮，形制较大，关宝乾先生将其命名为老鼎。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墓出土。（该文物现陈列于河南博物院主展厅一层东周展厅） 1923年秋，河南省新郑县南门外李家楼李瑞在自家菜园挖井时发现了一座大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此件器物便是其中之一。这些文物出土后，被当地卫戍司令金云锷没收运往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交给河南省古物保管所保管，1930年转交河南省博物馆收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出于安全考虑，河南省博物馆馆藏的曲耳盘蛇纹铜鼎等文物，先被运往武汉法租界，后又运往重庆原国立中央大学保存。 1950年，这批文物从重庆回流河南，仍由河南博物馆收藏。 李家楼墓出土文物众多，规格高，造型精美，曲耳盘蛇纹铜鼎是这些文物中的精品之一。首先纹饰华丽，颈部上部饰细密的盘蛇纹带一周，中部饰弧形纹带一周，下部饰三角纹带一周。上腹部饰两道绳纹，中间等距饰三组纹饰，两侧为细密的盘蛇纹带，中间为粗夔龙纹带。下腹部饰窄夔龙纹带一周，下方等距饰叶状纹带一周。与两耳相对的腹部中部前后各饰一牛头，三蹄足上端饰兽头纹。该器几乎满饰花纹，但繁而不乱，错落有致，既有细密的盘蛇纹，又有粗犷的夔龙纹；既有腹部、颈部的平雕，又有蹄足上的浮雕。 图一 身饰与牛头 其次，铸造工艺精湛，采用分铸法和焊接法，展现了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分铸法是指将青铜器的主体和附件分开铸造或将一件青铜器分两次以上铸造的铸造工艺；焊接法是将分开铸造的青铜器部分用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盘蛇纹曲耳铜鼎的铸造，是将鼎身和耳、足、牛饰分开铸造，再将这些部件焊接成器。 图2：腹部与足部的关节 总之，该器形制承袭两周旧制，器形巨大雄伟，纹饰精巧细致，层次清晰，展现了春秋时期精湛的铸造工艺，因此对于研究我国青铜文化、春秋时期冶炼业、郑国历史文化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对于这件盘蛇纹曲耳铜鼎而言，还有另一项重要价值，那就是这件器物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一组鼎中的一件。这组鼎的出现，对于研究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的礼制尤为重要。 郑公墓出土的鼎有曲耳颈鼎（曲耳盘蛇纹铜鼎即为其中之一）、带沿鼎、带盖鼎三种，曲耳颈鼎数量最多。由于郑公墓最初是私人发掘，后因战乱流离失所，不排除流失的可能。因此，当时四部有关郑公墓出土器物的专著对鼎数量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新郑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7件（其中一件已破损），《新郑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6件，《郑中古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9件，《新郑夷器图录》记载曲耳颈鼎6件。 同墓随葬多鼎的习俗在商代已有出现，但以排鼎的形式出现应该在西周时期。此时，无论墓葬中有多少种鼎，至少有一种排鼎能表明其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其数量必定是1、3、5、7、9。此外，其他类型鼎的数量也不是恒定的。夏志峰先生认为：根据前人的记载和对现存器物的分析，郑公墓中的三种鼎虽然表面上看似是排成一列的，但只有束颈曲耳的鼎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该类型鼎的数量在《郑墓古器图录》中记载为9件，应与事实相符。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郑公墓中出土的9件束颈曲耳鼎，从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来看，显然可以显示出墓主人的显赫地位，同时，也是研究春秋时期诸侯鼎制和礼制的重要史料。
镶金银铜方镜及铜方花环
嵌金绿松石龙耳铜方镜、铜方罐（附匙），青铜酒器，战国。镜高21.6厘米，长30.8厘米；罐高32厘米，长15.6厘米，匙长43.7厘米。1975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1974年冬至1975年4月，三门峡市上村岭大队第三生产队在岭西修建水库时，发现古墓8座，获青铜器100余件、陶器50余件，这套青铜器便是在5号墓中出土的。 嵌金绿松石龙耳铜方镜（图1）。器形呈斗状，方口，内折口沿，方唇，短颈，腹壁斜向器底，底设方形圈足。镜沿、颈部有嵌金绿松石复合菱形纹。镜腹外壁分条勾连纹，条上有嵌金绿松石方形几何纹。四条龙形耳，身躯蜷伏卧，头攀于器口探水，头、肢铸几何图形及圆点纹，龙身镶嵌绿松石。 （图 1） 嵌金漆铜质盘蛇纹方罐（图二）。广口、撇唇、细颈、宽肩、鼓腹、平底，下承方圈足。颈部外壁四边铸有环状凹槽，原应有嵌金纹饰，现已不复存在。罐腹部外壁以方格为界，格间宽条均为嵌金几何纹饰。格上饰以细密的盘蛇纹。盖铸工亦十分精巧，盖顶为连环几何纹饰，盖顶外缘铸有无花果叶状纹饰及嵌金纹饰。其表面有一层黑色亮泽物质，应为器物表面原有的漆质。 （图 2） 罐内有一把铜勺，勺尾呈圆形，勺柄中部扭成麻花状，上端有一孔，可容一枚戒指。 铜嵌工艺应用于铜镜、铜罐的通体，一般在器物表面预留纹饰槽，或在铸造后刻上纹饰槽，分别镶嵌金、银、红铜等较软的金属丝，或玉石、绿松石、漆器等，再进行镶嵌，使表面光滑，使纹饰与器物之间的不同材质呈现出相互辉映的效果。镶嵌工艺自夏代开始出现，多为在铜器上镶嵌玉石，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图3）。商代又出现了用漆器填封青铜器皿的做法，如信阳罗山县莽章乡西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鼎，内填黑漆。这种填漆方法在辉县琉璃亭墓地出土的春秋战国器物中尚有运用。春秋中晚期以来，在青铜器上开始使用嵌金、嵌银或嵌红铜的工艺，战国时期尤为盛行。不仅所用器物更加多样，嵌镶的材料也更加多样，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造型巧妙、花纹工整的器物。上村岭出土的铜镜，即用金丝圈填空，金丝圈镶嵌整齐，器物表面抛光平整，足以代表战国时期嵌金工艺的新成就。铜罐器身涂以亮黑色漆，不仅增加了花纹、色彩的对比，使其更具观赏性，而且还有防锈的作用。 这组铜罐、铜镜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表面布满锈迹，但从大多保存完好的纹饰，仍可想象其精致华贵。 （图 3）
镶金银铜方镜及铜方花环
嵌金绿松石龙耳铜方镜、铜方罐（附匙），青铜酒器，战国。镜高21.6厘米，长30.8厘米；罐高32厘米，长15.6厘米，匙长43.7厘米。1975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1974年冬至1975年4月，三门峡市上村岭大队第三生产队在岭西修建水库时，发现古墓8座，获青铜器100余件、陶器50余件，这套青铜器便是在5号墓中出土的。 嵌金绿松石龙耳铜方镜（图1）。器形呈斗状，方口，内折口沿，方唇，短颈，腹壁斜向器底，底设方形圈足。镜沿、颈部有嵌金绿松石复合菱形纹。镜腹外壁分条勾连纹，条上有嵌金绿松石方形几何纹。四条龙形耳，身躯蜷伏卧，头攀于器口探水，头、肢铸几何图形及圆点纹，龙身镶嵌绿松石。 （图 1） 嵌金漆铜质盘蛇纹方罐（图二）。广口、撇唇、细颈、宽肩、鼓腹、平底，下承方圈足。颈部外壁四边铸有环状凹槽，原应有嵌金纹饰，现已不复存在。罐腹部外壁以方格为界，格间宽条均为嵌金几何纹饰。格上饰以细密的盘蛇纹。盖铸工亦十分精巧，盖顶为连环几何纹饰，盖顶外缘铸有无花果叶状纹饰及嵌金纹饰。其表面有一层黑色亮泽物质，应为器物表面原有的漆质。 （图 2） 罐内有一把铜勺，勺尾呈圆形，勺柄中部扭成麻花状，上端有一孔，可容一枚戒指。 铜嵌工艺应用于铜镜、铜罐的通体，一般在器物表面预留纹饰槽，或在铸造后刻上纹饰槽，分别镶嵌金、银、红铜等较软的金属丝，或玉石、绿松石、漆器等，再进行镶嵌，使表面光滑，使纹饰与器物之间的不同材质呈现出相互辉映的效果。镶嵌工艺自夏代开始出现，多为在铜器上镶嵌玉石，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图3）。商代又出现了用漆器填封青铜器皿的做法，如信阳罗山县莽章乡西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鼎，内填黑漆。这种填漆方法在辉县琉璃亭墓地出土的春秋战国器物中尚有运用。春秋中晚期以来，在青铜器上开始使用嵌金、嵌银或嵌红铜的工艺，战国时期尤为盛行。不仅所用器物更加多样，嵌镶的材料也更加多样，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造型巧妙、花纹工整的器物。上村岭出土的铜镜，即用金丝圈填空，金丝圈镶嵌整齐，器物表面抛光平整，足以代表战国时期嵌金工艺的新成就。铜罐器身涂以亮黑色漆，不仅增加了花纹、色彩的对比，使其更具观赏性，而且还有防锈的作用。 这组铜罐、铜镜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表面布满锈迹，但从大多保存完好的纹饰，仍可想象其精致华贵。 （图 3）
玉堂石叟铜嵌银线抱轴观音像
观音在五代、北宋时期就已盛行，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帛画即为最佳佐证。其次，据说五代、宋初画家如王奇翰、曹忠元等均画过白衣观音。宋代秦在思在《洛中奇事记》中也记载：“忽有花冠大辇美人从天而降，身着白衣，束金带，手捧金骨花……头梳高髻，头戴白纱……”文字中清晰地刻画出了白衣观音在民间的形象。 此尊银丝嵌铜观音立像身着天衣，面相椭圆，面颊丰满，额头宽阔，弯眉如月牙连鼻。高髻藏于头巾之下，细发长而齐束，额头中央有一银点，双月牙眉，下垂的双眼犹如未开的莲苞，鼻梁挺拔俊秀，小嘴微扬。天衣线条流畅柔顺，全身镶嵌的银云纹略有剥落氧化，但工艺尚细，铜质优良，表面包浆老旧，光泽不均。背面有古篆书四字铭文：“玉堂石斛”，为一件完整的大型石斛精品，实为珍品，收藏佳品。
玉堂石叟铜嵌银线抱轴观音像
观音在五代、北宋时期就已盛行，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帛画即为最佳佐证。其次，据说五代、宋初画家如王奇翰、曹忠元等均画过白衣观音。宋代秦在思在《洛中奇事记》中也记载：“忽有花冠大辇美人从天而降，身着白衣，束金带，手捧金骨花……头梳高髻，头戴白纱……”文字中清晰地刻画出了白衣观音在民间的形象。 此尊银丝嵌铜观音立像身着天衣，面相椭圆，面颊丰满，额头宽阔，弯眉如月牙连鼻。高髻藏于头巾之下，细发长而齐束，额头中央有一银点，双月牙眉，下垂的双眼犹如未开的莲苞，鼻梁挺拔俊秀，小嘴微扬。天衣线条流畅柔顺，全身镶嵌的银云纹略有剥落氧化，但工艺尚细，铜质优良，表面包浆老旧，光泽不均。背面有古篆书四字铭文：“玉堂石斛”，为一件完整的大型石斛精品，实为珍品，收藏佳品。